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

5月4日，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正式发布，成都定位目标：国家中心城市。“一轴两带、双核三区”的 空间格局。重点建设成渝发展主轴、沿长江和成德绵乐城市带，促进川南、南遂广、达万城镇密集区加快发展。提升成都核心功能，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，强化“四中心一枢纽”。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、科技中心、文创中心、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。加快天府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。

《规划》提出，成渝城市群要构建“一轴两带、双核三区”的空间格局，即：发挥成都、重庆双核带动功能，重点建设成渝发展主轴、沿长江和成德绵乐城市带，促进川南、南遂广、达万城镇密集区加快发展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，构建“一轴两带、双核三区”空间。

具体到成都，《规划》明确提出，为提升核心功能，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，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、科技中心、文创中心、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，加快天府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，完善对外开放平台，提升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层次。同时，要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，发挥自然因素在城市风貌特色塑造中的基础作用，提升城市形象。充分发挥成都的核心带动功能，加快与德阳、资阳、眉山等周边城市的同城化进程，共同打造带动四川、辐射西南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。

这是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成都“国家中心城市”的定位。

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，四川省委常委、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，就建议把“支持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”作为培育壮大城市群的战略举措来着重部署。如今可谓水到渠成。

要知道，国家中心城市是位于中国城镇体系中最高位置的城市，是在全国具备引领、辐射、集散功能的城市。

毫无疑问，这样一个城市定位，是成都发展所需、所求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城市定位决定了城市前途。一个城市的前途，与她在国家战略棋盘中的地位相辅相成。地位越重要，责任也就越大，潜力也就越大。成都要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，要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，要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无疑都需要“国家中心城市”的城市定位支撑。

同时，这样一个城市定位，也是成渝城市群发展的需要。

城市群的出现，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。自“十一五”以来，城市群就被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城市群的发展，取决于有没有极核城市，有什么样的极核城市。极核城市对资金、资源和人口的吸引功能越强，它对整个城市群的引领、辐射、集散功能就越强。如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杭州乃至苏州，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与深圳，形成了“双核”或“多核”的城市群发展模式，基础设施连接顺畅，产业布局各有优势，城市经济发达，公共服务差距不大，区域间的融合与互补发展相对协调。

早在2011年，“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”就获批，成渝城市群雏形呈现。如果仅仅是重庆或成都某个“单核”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，显然势单力薄，也难以引领城市群快速崛起。

在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中，对重庆的定位是“围绕建成国家中心城市”、“提升重庆核心功能”，这就意味着在成渝城市群拥有两个“国家中心城市”定位的极核城市。

按照规划，成渝城市群要发挥成都和重庆双核带动功能，构建“一轴两带、双核三区”空间发展格局。两个“国家中心城市”引领的两大城市带，就好比两个翅膀带动城市群比翼齐飞，从而产生1+1>2的效应。

而这样一个比翼齐飞的城市群，归根结底是中国战略的需要。

为什么要发展城市群？因为城市群已经是经济活动、社会活动的中心，是决定未来地区竞争力的核心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引擎。

在美国，2.43亿人口集中在占全国总面积3%的土地上；在日本，3500万人口集中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%的土地上。这些区域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。

而中国，十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支柱，10%的面积承载超过2/3的经济总量，但只承载了全国1/3的人口。这就是差距。

为什么要发展成渝城市群？因为这是引领西部开发开放，强化对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长江经济带发展、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。

事实上，成渝城市群早就进入了国家的“十三五规划”。在今年“两会”期间，李克强总理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还特别指出要“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，发展壮大东北地区、中原地区、长江中游、成渝地区、关中平原城市群”。

如果说城市群发展，将会主宰中国未来，那么成渝城市群发展，无疑决定着中国西部的未来。目前，成渝城市群的经济总量、密度、综合竞争能力仅次于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，正在成为“中国经济第四极”。

中国崛起，需要西部崛起；西部崛起，需要成渝城市群崛起；成渝城市群崛起，离不开两个“国家中心城市”的比翼齐飞。